一个父亲的四个儿子，老大成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帅，另外三个却留在了国民党阵营。同样的血脉，同样的成长环境，为什么走出了完全相反的路？是选择决定命运，还是命运开了个玩笑？ 1955年9月27日，中南海怀仁堂，新中国第一次授衔典礼隆重举行。刘伯承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，位列十大元帅第四。这是中国军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，是几十年浴血奋战的最高认可。 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刘伯承有三个弟弟——刘叔泰、刘叔禹、刘叔蓉。这三个弟弟没有跟哥哥走同一条路，而是留在了国民党阵营。同根四兄弟，选择了两种完全相反的命运。 是弟弟们“走错了路”？还是当年那个时代，让亲兄弟不得不各选一边？今天咱们就聊聊刘伯承和三个弟弟的故事，聊聊“国共两重天”背后，那段让人唏嘘的家族史。 一、寒门出贵子：刘家“四兄弟”的起点 1892年12月4日，刘伯承出生在四川省开县（今重庆市开州区）赵家场一个叫张家坝的小村子。 刘家在当地算不上富裕，但也不算赤贫——有十几亩薄田，家里开着一个小染坊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好歹还能供孩子读书。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是个读书人，参加过晚清的科举考试，虽然没中举，但深知“读书改变命运”的道理。他给孩子们取名都带着文化味儿——老大刘伯承（原名刘明昭，字伯承），老二刘叔泰，老三刘叔禹，老四刘叔蓉。四个儿子，寄托了一个父亲的全部期望。 刘伯承5岁那年，父亲把他送进了私塾。刘伯承天资聪颖，书读得又快又好，先生经常夸他。12岁开始接受新式教育，正当一家人指望着他能靠读书出人头地的时候，命运给了刘家重重一击——刘伯承15岁那年，父亲病故，顶梁柱倒了，家里的天塌了一半。母亲一个人拉扯四个儿子，日子过得格外艰难。 刘伯承作为长子，被迫辍学务农，早早扛起了养家的担子。他去镇上给人打短工、挑担子，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。但即使这样，他也没有放下书本，一边干活一边自学。贫寒的家境和早年的苦难，在他心里刻下了一句话——“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，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？” 这句话，后来贯穿了他的一生。而这句话的种子，就是在赵家场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张家坝埋下的。 二、第一道分岔口：老大为什么要走？ 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清朝倒台，中国陷入军阀混战。19岁的刘伯承面临着人生第一个重大选择——继续在家乡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，还是走出去？ 他选了后者。剪掉辫子，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，参加了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。 1912年，刘伯承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。在将校学堂10个月，他不但学业出众，而且以举止端正、操守有持、恶习不沾闻名全校，被同学们称为军中“菩萨”。毕业后，他被分派到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，先后任司务长、排长、连长。 1916年，在讨袁护国斗争中，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，率军攻下丰都。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中，他右眼中弹致残。在疗伤过程中，他为了不损害脑神经，强忍钻心的疼痛，坚持不施麻药，被为其主刀的德国医生赞叹为“军神”。从此，他只剩一只眼睛，照样带兵打仗，成了川军中有名的“独眼将军”。 在川军的十年里，刘伯承参加了护国、护法战争，也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，从排长一路升到团长、旅长，甚至代理过军长。他打过很多胜仗，立过很多战功，但他越来越困惑一个问题：仗打赢了又怎样？军阀还是军阀，老百姓还是老百姓，这个国家一点都没有变好。 1923年，刘伯承在成都养伤，结识了川籍共产主义者杨闇公、吴玉章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。1924年10月起，他随吴玉章到上海、北京、广州等地考察国民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现状，途中所见所闻，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。 他终于想通了一个道理：